發表於 2000年 𨪜𨪜提起李登輝--台灣的前任"總統"，兩岸的中國人都不會陌生。但他的另一面卻不為人知：他曾是共產黨員，後來卻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黨內鬥爭中，他一一剔除政敵，最終坐上了國民黨黨主席的位置；在位12年，他用國民黨的奶水養大民進黨，將國民黨這"百年老店"搞的四分五裂，並最終將民進黨人陳水扁扶上"總統"大位；他所炮製的"兩國論"更是將台灣置於危險的境地，致使兩岸僵局至今難解。 𨪜𨪜本書作者以幽默、犀利的筆調，對李登輝其人進行了深入分析，揭開了這位"台灣民主之父"的真面目；書中大量詳實資料係作者經多年調查採訪所得，均為第一手資料，對於讀者了解台灣問題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蔡英文致詞表示，民進黨要送李登輝三項禮物，
第一、若沒李登輝，台灣歷史就會改寫，因此不論環境再怎麼困頓，都要堅持民主；
第二、李登輝曾說「民之所欲，長在我心」人民賦予政治人物權力，就是希望過好日子，因此不做脫離人民的政黨，把人民所要當成施政方向；
第三、民進黨將深化台灣的認同。 蔡英文認為，很多人以政治眼光看待這場壽宴，「但外界想太多了，其實李登輝是個性溫暖的人讓人感受到他的溫暖。」她感性地表示：「李總統你為了台灣，辛苦了！民主先生生日快樂！」蔡英文心中有政治卻說別人眼中有政治；心中有鬼講話就很政治。今天蔡英文說她代表民進黨來參加生日宴，一開口就表示「民進黨」要送李登輝三項禮物。沒錯台灣人要堅持民主可是李登輝怎麼會是「民主」先生呢？這種話宋楚瑜一定吐不出來。蔡英文的確從李登輝那裡得到許多溫暖，那是因為妳給李登輝和台聯更多溫暖「反 ECFA」的公投留給台聯主導，「棄馬保台」也留給李登輝喊，真不知道這兩年民進黨做了什麼？只有跟在李登輝屁股後面喊口號的份。台灣落在小英手上也會很悲慘！當然，是福是禍就看小英的造化了。不過小英也不必高興得太早，未來如果不聽李登輝的話，隨時會被他人取代的。不一定是民進黨，老李說國民黨也可以。
解剖李登辉的“日本心”
台湾早就有李登辉是日本“種”的傳说。但没經過DNA之類的科学测试，谁也不能作出肯定的结論。傳说只能當作是對李登辉的一種“噁心”。然而就李登辉的真實表现而言“種”不“種”姑且不論，他那颗忠贞不二的“日本心”却是货真價實、昭然若揭的。
今年春天，李登辉就好闹了一陣恋日“春心”：愁眉苦脸地亮相，说自己心臟病的嚴重；请個别医生證明治療“李心”非東洋人不可。幾经折腾，他终于如願以償，興高采烈地赴日“救心”去了。李登辉煞有介事，可好像日本方面的医生倒没什特殊表示，事后也没见發表李登辉之壞心惟有经東洋手、打東洋针、用東洋刀方可修理好之類的聲明。而台湾的医学界倒當时就有说法：李登辉的心臟病在台湾完全可以治，手術也没问题。但李登辉的“哈日”“戀日”“忠日”心结，却是非親赴日不能解的。时隔数月最近李登辉的“心臟病”又犯了，不過不是什么“间歇”“早搏”而是与日本首相小泉的心“異地同搏”前不久接受媒體採访时，李登辉竟認為日本小泉首相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十分自然”“是理所當然的事”他還毫不隐隱諱地吐露：我哥哥是日本海军陸戰隊隊员，高中畢后進入警察学校其后以志愿兵入隊，被派马尼拉，在日軍從马尼拉撤走之際戰死，為了讓部隊能完成撤退，必须有人留在该地与敵人戰鬥，支援自己部隊撤退。我哥哥因为接受此一角色而戰死死时大概是22歲”。李登辉表示“我哥哥被奉祀在靖国神社中，有一天我想去看看”支持小泉参拜還嫌不够，自己也要親自前往参拜，李登辉的心多日本啊！与小泉真是惺惺相惜。而就在此时，中國（包括台湾）韩国等曾惨遭日本军国主義者蹂躏的亚洲国家人民，正對小泉的参拜計劃提出强烈抗議。
筆者并不赞成“血统論”但對李登辉却想破破例，抖落抖落他的家世老底，看看他那“日本心”的“遗傳因子”原来李登辉家的確是“世受皇恩”此“皇”不是皇帝的“皇”而是“皇軍”軍“皇”日本占领台湾时期，從李登辉爺爺李财生起李家就因顺從而受日本人照顾。他的小店铺，被殖民當局特許经营鸦片和“管制品”猪肉，在當時是少有的特權定期拿到“配给物资”再加價出售，因此很快成當地富豪。而周围许多鄉鄰却生活極其困苦，更有不少人被鸦片害得家破人亡。
李登辉父親李金龍，则直接充當日本人的打手、帮凶，整整當16年的日本刑警，直到1945年日本戰败投降。李登辉的哥哥也是日本警察。由于全家老少平日都说日语、叫日本名字、供奉日本神位李家還得到“國语家庭”的“殊荣”
此“国”當然不是中国，而是日本国。李登辉的日本名“岩里政男”，他那被奉祀”在靖国神社中的哥哥李登钦日本名“岩里武则”從小受家庭奴化熏陶的李登辉，也完全是靠吮吸日本文化乳汁成长。而只在台湾接受日本学校、日本老師教育還嫌不够為取得“真经”刚一成年，李登辉就打起背包東渡留学去了，當時日本兵正疯狂地四處烧殺搶掠。為了表達對天皇的效忠，不僅李登辉的哥哥志願為日本而戰，留学的李登辉本人也慨然應招在日本参军、回台湾服役，堂而皇之扛起日本“皇军”的少尉肩章。這就是在日本人卵翼下發達起来的李家，這就是對日本一往情深的李登辉。
捋一捋“血脈”翻一翻“家底”就看出了李登辉“日本心”的深厚歷史与家族渊源。據深知李登辉的人说，李這人是很善變的，有求于人時，他可以當眾下跪；用不着时他會马上翻脸；需要时他更會落井下石。
1947 / 9 李登辉参加台湾的共產黨，但為個人發達他很快自首叛變，置同志于死地。去年作为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辉，却親手搞垮國民黨把“百年老店”的“印把子”拱手讓给陈水扁。
最近眼看親民党、國民黨要聯手抗“扁”李登辉竟氣急败壞地再次跳出来公開拉人攪局，帮助阿扁稳住阵脚继续他那分裂“台獨”的路线。
李登辉對共產黨可以變，對國民黨可以變，對師長朋友可以變，對老婆可以變，幾十年来惟獨没變的只是那颗“日本心”。在他的“心”中大概与刚被驱逐出境的那個间谍一樣，日本一直是“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政府”。
正如《替李登辉卸妝》書中所说：“對中国李登辉向来不带好感，就22歲以前是日本人的李登辉而言，中国始终是他的敵人”。
也許通過次“真情大表露”會有更多台湾民眾徹底認清李登辉的骯髒靈魂，從内心将這具政治僵屍，钉上歷史的耻辱柱，掃進民族醜類的垃圾堆。
(本文收筆之后，聽说李登辉又變了，通過秘書之口否接受過傳媒採访，也没支持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大概是前幾天的“真情表白”招致的强烈谴责，讓李登辉害怕了
選舉百科李登輝--- 李登輝真面目 ---連載
--- 替李登輝卸粧 ---連載
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以後，對共產黨既恨之入骨，又怕得要命，因此，涉及臺共案件的人，被捕以後一般不是槍決，就是送火燒島“感化”，刑期10年至20年不等。除非背叛組織出賣同志，“悔過自新”，否則，是不可能被釋放的。為什麼李登輝能夠兩度被捕，都能獲釋呢？根據港臺報刊披露，台灣情治單位釋放李登輝的理由大致有三種說法：
第二、李登輝被捕以後，因出賣了黨內的其他同志立了大功，從而獲得擔保釋放。1991年7月21日台灣《求是報》在“中外縱橫”欄目中刊載了謝聰敏“明察暗訪查出李登輝默認自己曾出賣共產黨同志”的文章。指出，由於李登輝的出賣使得臺共臺大法學院支部書記葉城松等5人被捕，並被判處死刑，于1955年槍決另據香港某刊物在“共產黨李登輝出賣同志的官方證據”一文中披露的台灣“國家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第186頁至190頁有關“匪台灣省工委會臺大法學院支部葉城松等叛亂案”中明確的記載著：“葉城松於民國36年（1947年）10月間，由姦匪李登輝介紹參加匪幫，受楊匪廷椅領導，擔任臺大法學院支部書記。”由李登輝介紹參加共產黨的葉城松被捕後很快被槍決，而李登輝卻能擔保釋放，並能在1951年獲得中美基金會的獎學金，被批准前往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研究農業經濟。他出國留學能獲得批准，在當時的台灣政治環境下，可以說是罕見的例外有人認為，牽扯“匪諜”案的人能出國留學，唯一的可能性是以“戴罪立功”作為交換條件，其任務是替有關方面蒐集情報。可見說李登輝叛變共產黨出賣同志是有根據的。
第三、李登輝屬於“坦白自新”而獲釋的。谷正文說：李登輝被抓以後，“他說他是‘自首’的。所謂‘自首’是還沒有抓到，你自己跑來才叫‘自首’。而經過通輯後，就只能算投案了。象李登輝在抓到以後表示悔過，應該是‘自新’”。至於他的資料，可以從兩個方面拿到，一種是原來保密局的口供，現在可能在安全局；另一種就是調查局的口供。李登輝在調查局被抓，是一定要寫‘自白書’的。
1969年4月24日正在美國訪問的台灣“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在紐約市拉薩大酒店遇刺，當時的行兇者有鄭自才和黃文雄兩人，黃文雄當場被抓獲。刺蔣未遂事件發生之後，台灣當局認為事態嚴重，全力追查黃文雄的背景與來往關係，發現黃是康乃爾大學的博士候選人，在1966年至1968年間曾和李登輝有相當密切的往來他自1949年“臺共案”以來，幾度被拘捕，並一直受情治單位監控達20餘年
正如40多年後的1994年對日本記者司馬遼太郎吐露心跡時所說的：“以往像我們這種70來歲的人，在晚上都不曾好好地睡上一覺……”。上坂冬子採訪了李登輝夫婦，在談到加入國民黨的原因時，李登輝說，因為“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江南原名劉宜良，是蔣經國的老部下，1967年被派往美國任駐外記者。在美期間，江南邊工作邊學習，因為他對蔣氏家庭內情比較了解，他撰寫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蔣經國”後來又把論文改寫成《蔣經國傳》。由於該書對蔣氏父子的劣跡作了深入的揭露，引起了蔣家對他的極度憤恨，把江南看作是一個“叛逆”欲置他于死地而後快1989年1月3日，台灣《公論報》第一版曾報導說“接近蔣孝勇的人士透露，在蔣經國病逝前的那幾年有位政要（指李登輝）對於蔣孝勇無微不至的關懷，只有6個字便可以形容，即：‘早請安、晚問候’實踐證明，李登輝在當權之初和以後，有著截然不同的表現，使許多人都感到蔣經國當初被李登輝的假像所蒙蔽，看人看走了眼.其實看走眼被蒙蔽的不只是蔣經國一個人，幾乎所有的人都看走了眼。特別是國民黨元老滕傑感受極深
他明確提出：“未來臺海兩岸關係主要取決於三大因素：
1、中共放棄武力威脅；
2、放棄四個堅持，縮小兩岸在政治、經濟、社會及生活方式各方面差距；
3、放棄‘一國兩制’接受自由民主制。
” 1999年5月完成了一份研究報告，其結論是：必須將兩岸定位為國家對國家的關係，才能走出中共“一個中國”的框架。該報告還規劃，要以低調、漸進的方式，分階段落實“兩國論”的步驟，包括了修憲、修法、廢除“國統綱領”等。報告還建議，以後不要再講“一個中國”“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一個中國就是‘一中各表’”也不要再說“一個分治的中國”“一國兩府”“中華民國自1912年以來即存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分”並且還要少提波茨坦宣言及開羅宣言。
李登輝的作為，使民進黨大受鼓舞。他們把李登輝看作是“台灣人出頭天”（擺脫外省人統治）的希望所在。而且他們在私下還認為，李登輝的若干想法與民進黨的路線是相當接近的。
因此，民進黨自李登輝主政後，就存有“李登輝情結”而李登輝也確實沒有辜負民進黨的期望，給了民進黨巨大的支援和庇護，從而使民進黨由小到大、曲非法到合法、由含蓄主張“台獨”到公開打出“台獨”旗號，不斷得以發展壯大，以致成為台灣政壇舉足輕重的第一大反對黨，並最後戰勝國民黨而上臺執政。
1990年4月2日下午，李登輝當選“總統”後邀請民進黨主席黃信介、秘書長張俊宏到“總統府”“喝茶”，當喝完茶出門時，黃信介虔誠的脫口說道：“總統英明”這句話被台灣各界看作是民進黨“李登輝情結”的“代表作”民進黨人經常誇口說：“從‘後蔣經國時代’迄今，李登輝能一路砍殺，衝鋒陷陣，斬將搴旗，如果說有一半的江山是民進黨為他打下的，應不為過”。
李登輝頻頻出訪，其目的是多元的第一，他要讓世界知道“中華民國在台灣”。他出訪過程中不止一次講“存在才有希望”“愛拚才會贏”“走出來與外國政要握握手比在家曬太陽好”“在這裡我與各國總統平起平坐，就突顯了台灣的存在。”第二，用金錢穩住“邦交”。李登輝每次出訪大多帶著台灣“中央銀行”總裁，台灣媒體形容李的出訪是“送錢之旅”。據台灣公開的資料：除新加坡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以外，李登輝每到一個國家都要給幾千萬美元的貸款或援助、捐助，有的國家只有幾十萬人口，伸手就要3500萬美元，若不給馬上與大陸建立外交關係。所以僅1994年5月中南美洲和非洲的四國之行，就累計花去1億1千3百萬美元。而且這只是公開的部分，私下送給政要的和夫人曾文惠贈給兒童福利院等機構的不計在內第三，為“參與聯合國”籌劃、拉票。1993年中南美洲的尼加拉瓜等7國曾聯合提案，要求聯合國大會討論台灣入會問題。為使尼在1994年能再度領頭拉相關國家搞聯合提案，李登輝訪問中南美洲時，第一站就到尼加拉瓜，除提供大額貸款以外，還宣佈取消尼以前所欠的2200萬美元中75%的債務。
同時，李還趁參加哥斯大黎加新總統就職典禮等機會，向哥國和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巴拉圭5國領導人當面拜託，請他們參加聯合提案第四、拓展新的“外交”關係。非洲有一些小國想從台灣得到一些經濟利益，台灣便積極利用，有關的“外交人員”經常與他們保持接觸，一旦條件成熟就買過來。李登輝訪非時，原打算親自與7個小國的領導人面談，爭取與一、二個國家正式宣佈建立“外交關係”以壯行色。
但最後一個也沒有拉住，使李登輝有些掃興第五、借機開展“過境外交”。李登輝原打算借“出訪”之機，從美國、日本、墨西哥、巴西四國“過境”，以象徵國際關係的突破。但是，墨西哥、巴西立即表示拒絕；美國只準在夏威夷過境加油，停留一個半小時，並不準下飛機；日本則不願擔與大陸搞壞關係的責任，也加以拒絕。李登輝的“過境外交”未能如願。實現訪美、訪日是李登輝的最大心願。
1995年6月，終於用重金敲開了訪美的大門。李登輝為了打通訪美的關節，從1994年起就化鉅資雇傭美國著名的遊說公司——卡西迪公關公司，從事美國國會山莊的政治遊說。原定年酬金150萬美元，後來因成效顯著，增加到350萬美元。在鉅額金錢的誘惑下，卡西迪公司說服了美國參、眾兩院中大多數反共、反華的議員，通過了聯署邀請李登輝進行“私人訪問”的決議開始，人們不明真相，以為是美國的國會議員們是基於某種觀念而主張李登輝訪美，內幕曝光以後才弄清楚，原來這完全是由台灣“外交部”台灣“綜合研究院”與卡西迪公司合夥運作的一次金錢交易。
卡西迪公司通過華盛頓政府中的重要關係人物向克林頓保證：只要同意李登輝訪美，1996年克林頓競選連任總統時，台灣將給予鉅額捐獻，作為克氏的競選經費。至於具體數額，不會少於5000萬美元。李登輝還向康奈爾大學捐贈250萬美元，條件是該校要頒給李傑出校友獎，並在歐林講座中，邀請李登輝擔任主講人。李登輝達成訪美，應了中國的一句話：“有錢能使鬼推磨”李登輝訪美，主要目的是宣揚“臺灣存在的事實”動搖美國“一個中國”的原則立場。特別是6月9日他在康奈爾大學的演講中，16次提到“中華民國”呼籲世界各國要以“公平合理”的態度對待台灣，不要忽視“中華民國”存在所代表的意義、價值與功能。他說：“‘中華民國’在台灣意思就是‘中華民國’還存在著，而且已經存在84年了”台灣大學政治係教授張麟徵曾對李登輝此行的表現評價說：就國際宣傳效果而言，他無疑是一位“兩個中國”的“超級推銷員”。美國則稱他是“麻煩製造者”。
對於訪日，李登輝朝思暮想，先後密謀了10年，有6次大的動作。第一次是1991年，李登輝與日本自民黨大老金丸信密謀，企圖在8月赴拉美“訪問”後“順道”經日本進行“私人”活動，後因被日本媒體披露而取消。第二次是1994年，想趁日本舉行亞運會之機赴日，亦告破產。第三次是1995年，台灣鼓勵日本親臺勢力邀李登輝赴大阪出席亞太經合會議（APEC）最後不得不以辜振甫代之。第四次是1997年，企圖借其母校京都大學百年校慶之機赴日。在位時的這四次，都未能如願，但他仍不甘心，2000年他下臺了，仍想借出席“亞洲展望研討會”之名赴日又告失敗。直到2001年終於在第6次上以“看病”的名義去了日本圓了“訪日”夢。其實他去看病是假，去為“台獨”做廣告是真。
當擁有這個權力的李登輝被問到“如果大陸的人要求台灣來養他們，你會怎麼辦”的時候，李登輝未作回答，只是張開雙掌，左右不斷的搖動，堆滿著笑容的臉上突然出現非常困擾的樣子。司馬接下去寫了一段惡意的推測：“大陸的人口推斷有十幾億，只要有一成的人口像雪崩般流向台灣，不管公與私，現在的繁榮都會被沖洗得一乾二淨。從人類的尊嚴立場來看，另一既存的國家是不應該飄洋過海而來，主張對這塊島嶼有統治權的。”這是司馬遼太郎明目張膽地在為分裂中國製造輿論和為李登輝的“外來政權”說作延伸和註釋。李登輝從聲稱不再連任到有意參選，再發展到強勢參選，以強硬的手段打擊競選對手，最後終於如願以賞，當上了第九任“總統”。然而李登輝的“誠信”也隨之而名譽掃地，備受台灣政界的批評，一般民眾如今也看得更清楚了。因此，現在李登輝作出的承諾，人們相信的程度已大打折扣。
一、從“一個夢”看誠信
李登輝成為台灣政壇的頂尖人物以後，他的行事作風和言談舉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逐步形成了具有他自身特點的行為模式。他愛作承諾，信誓旦旦，但又好“腦筋急轉彎”，以各種理由作“自我否定”；他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經常發表別人意想不到的“創見”，且不理會別人的看法如何；他有說教的習慣，與人交談時只有聽他滔滔不絕，且口不擇言，笑罵無常；他常以“民主化身”和“民意代表”自居，但聽不得不同意見和不按“民意”行事；他在用人上喜歡“清一色”，把不願迎合自己意見的人視為異端，或予以冷凍，或予以整肅，等等。縱觀李登輝的行為模式，顯出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李登輝為人固執、倔強、專橫、自負、寡恩、薄情，為達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1994年5月9日，李登輝正作跨洲之旅。那天在會見哥斯大黎加總統之後舉行的記者會上，他公開發表了“我有一個夢”的談話。李登輝說：“我有一個夢，希望在有生之年，有機會把政權和平轉移給另一個人，不要在死後才交出政權，這可能是本人最高興的地方。”李登輝還說，“中國、‘中華民國’沒有一個總統（包括帝王）在生前把政權移交給別人。在古代，皇帝死了才有新人出來，我們的社會不要再有這種問題。”這個“夢”一齣來，台北的輿論譁然，紛紛發表文章批評。不少媒體認為，這個“夢”夢得有點離譜。夢本來是床第間的事，屬於隱私權的範圍，拿出來公開說已是不甚妥當，何況還在國際場合。更離譜的是，李登輝還把中國、“中華民國”一起扯上，看來他是對中國歷史缺乏基本的了解。略具一點中國歷史常識的人都很清楚，在夏朝以前，主持國政的不是“家天下”，也不是“終身制”，而是禪讓制，舜讓位給禹，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帝王，也不都是死了以後才交權的
李登輝從聲稱不再連任到有意參選，再發展到強勢參選，以強硬的手段打擊競選對手，最後終於如願以賞當上了第九任“總統”然而李登輝的“誠信”也隨之而名譽掃地，備受台灣政界的批評一般民眾如今也看得更清楚了。因此現在李登輝作出的承諾，人們相信的程度已大打折扣。 事實上他的“承諾”確實靠不住。如對邱創煥，先允諾讓他當“行政院長”，後又許以中央黨部秘書長，最後又說讓他連任省主席，結果三個“承諾”全部落空。再如1996年3月大選前，他曾承諾，如果他與連戰當選，他不會再讓連戰兼任“行政院長”，而讓連戰做一個專職“副總統”，對“行政院”將如何如何地展開新的人事佈局。他真的當選以後，大家以為這次他可能不會再像以往那樣不講誠信，而會提出新的“閣揆”人選。但是結果他還是違背了當初向人們所作的承諾，繼續提名連戰兼任“閣揆”，其理由是“為了安定”。為了減少“凍省”的阻力他向宋楚瑜承諾“凍省”後讓其當“行政院長”或黨中央副主席，但最後也是一句空話。慢慢地人們終於明白了李登輝的“誠信”經常都敵不過他的“現實考量”正如台灣《世界論壇報》在1997年11月20日的新聞解讀中所說的，在李登輝的字典裏沒有誠信二字。
二、從“口頭禪”看自負
李登輝前一句“我負責啦！”後一句“有什麼不可以！”
這兩句口頭禪，表明瞭他自信與自負，也使他令人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覺。批評他的人說他經常“愚而好自用”；而支援他的人則認為，這表明李登輝有擔當、敢打破成例，肯做事。只是“政治藝術仍然生疏、直率”。
李登輝是一位學者，挂有美國康奈爾大學博士的頭銜，而且在台灣政治大學任過教，按說應該是一位很有涵養的人，否則怎麼為人師表？但是，他那經常喜歡不分場合亂講話的“多言症”，給人造成的印象卻是一個缺乏涵養的人。
“為什麼不可以？”是顯示李登輝自負、強權性格的又一句口頭禪。
李登輝經常出巡，到各地後往往跳過“行政院”，對地方領導作這樣那樣的批示。
對“行政院”的人事安排和具體事務也經常插手，特別對人事他特別關注。有人指出，這樣做違反體制，無視“行政院”是最高行政機關。李登輝又一句“為什麼不可以？”甚至還信口說道：“憲法上有沒有規定，總統不得兼任行政院長！”李登輝前一句“我負責啦！”後一句“有什麼不可以！”這兩句口頭禪，表明瞭他自信與自負，也使他令人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覺。
批評他的人說他經常“愚而好自用”；而支援他的人則認為，這表明李登輝有擔當、敢打破成例，肯做事。只是“政治藝術仍然生疏、直率”。
三、從“亂講話”看涵養
1996年6月3日，台灣《世界論壇報》發表一篇社論，批評李登輝亂講話的毛病。
社論開頭就寫道：“李登輝‘總統’有一特色：念講稿的時候，儘管念不順口，還算四平八穩。但是，如果沒有講稿在手，只是即席演講的話，那麼，很少不鬧笑話的。因為，講稿是由他的幕僚群寫的，集思廣益，還不會太離譜；但是如果沒有講稿，只有他即席發揮的話，那麼馬上就露底了。
由於他本人出身農科，對文科學問沒有基本認識。他的個性又喜歡亂講話，因此，便長期的荒腔走板，不斷的鬧笑話了！”一位國民黨籍“立委”曾在報刊上公開說：“李‘總統’每次放下講稿亂講話時，就令人替他捏一把汗！”
1996年3月，李登輝因以54%的得票率而當選為首任“民選總統”而得意忘形，似乎是君臨天下，不可一世，於是亂講話的“多言症”更重了。
5月30日，為了連戰續任“閣揆”和“內閣”的人事佈局，李登輝宴請國民黨籍“立委”進行“餐敘”。在餐敘過程中有的“立委”建議，讓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許水德（李的紅人）出任“監察院長”，李登輝信口便說：“監察委員”是獨立行使職權的，“監察院長”的權力太小了，叫他去做什麼事情？是要他去養蚊子、還是喝茶？“監察院”是打蚊子的地方。
此言一齣，使台灣“監察院”全院上下為之錯愕，原來在李登輝的心目中，“監察院”的工作只不過是“打蚊子、喝茶”而已，多麼令人難堪和寒心啊！據台灣媒體報導，自從李登輝講了這段話以後，“監察委員”們見面時都互相戲謔：“今天你打了幾隻蚊子？”
然而更可悲的是，這些委員們即使心中充滿憤怒，也只敢怒而不敢言。因為，“監察委員”不是民選，而是由“總統”提名的，幾乎可以說，委員們的“一切榮華富貴都靠李‘總統’”！所以，“監察委員”只能噤若寒蟬，更談不上原本那種對“總統”的監督作用了。
在與國民黨籍“立委”餐敘時，李登輝還口不擇言地批評了司法機構，引起了台灣司法界的強烈反彈。
1996年5月，台中市長林柏榕因市地重劃涉嫌貪污，被判處5年徒刑。而李登輝卻說：“我翻了一下那些起訴書，我看林柏榕沒有問題。”他還批評司法界風氣不好，“高雄市最糟糕，要殺幾隻雞來看看！”（殺雞儆猴之意）李登輝的話，使原本就不平靜的台灣政壇“捲起千層浪”，尤以司法界為甚。
6月1日，“司法院”舉行“落實‘總統’就職演說有關司法改革事項座談”，在座談中，來自各級法院的院長大多認為，現階段司法如果有問題的話，問題就出在“層峰”（即最高當局）不守法，而且又和“有問題”的政治人物在一起，“風行草偃，上行下效”，嚴重傷害了司法；大多數司法官的努力，不敵層峰一句話的殺傷力。未來要繼續推動司法改革，要由李“總統”兼任“司法院長”才會有實質效果。
同一天，台中市地方法院，地方檢察署的部份司法官員發動連署，抗議李登輝干預司法，指責他濫用名器，浮誇發言，錯亂視聽。承審林柏榕案的台中地方法院庭長郭同奇，連夜起草了6000字的“我的省思與抗議”，文中措詞激烈地說：“如果李登輝就可以決定一個人會不會有罪，所有案件就只要問李總統就好，所有司法官就可以回家吃自己了！”
縱觀李登輝登上權力頂峰幾年來亂說的話，“罵”是最大的特色。因為位高權重，目空一切，只要他不滿意的，張口就罵。1994年5月，發生了“千島湖事件”，這是一件十分不幸的事，誰也不願發生，他卻借題發揮，惡意煽動，說這是中共有意殘酷殺害台灣同胞，並且破口大罵中共是“土匪”，中共領導人的頭腦是“控固力”（日語“混凝土”的意思，意指頭腦僵化）。
新黨成立後他還罵新黨是“垃圾”，罵台灣“立法院”是“怪獸”，在競選期間連“媽的”也罵出來了。
政爭時他還罵過李煥“八格牙魯”。他不僅在島內亂罵，到了國外還罵。1997年9月訪問巴拿巴時，為了發泄對中共的不滿，他竟然罵道：“中共再大也大不過我老爸的屌！”此言一齣，台灣政壇和媒體一片愕然。不
過，李登輝不光是趾高氣揚、作威作福亂講話，也有低三下四的情況。在選舉戰中，他為了給國民黨候選人造勢、拉票，可以口不擇言，擔當起“馬前卒”的角色
四、從“不準講”看民主
李登輝上臺12年，他經常挂在嘴邊的最得意的所謂政績，是所謂台灣實現了“民主化”，並說中共最怕的就是台灣的“民主化”。然而這位最講“民主”的人，卻最不讓人講話。就是這麼一句“不準講”，使人們對李登輝時刻挂在嘴邊的“民主化”的真意，不得不產生許多的問號。在黨的代表大會期間尚且如此，何況平時呢？陳清寶也只是想利用平時很難有機會與黨主席面對面陳述民意的良機，用兩分鐘時間，向黨主席力陳金馬地區民眾希望能夠多一點地方建設，以便能為選民盡一份心力。他實在沒有想到，李主席會大手一揮，用那麼嚴厲的口吻說“不準講，我都知道了。”所以，令他十分難堪。憤憤地離席而去，應該說是他當時最佳的、也是唯一的選擇。
當陳清寶離席而去時，在場的國民黨組工人員立即追上去，希望能夠通過勸說，挽留陳代表繼續參加餐會。但此時“總統府”侍衛長王詣典卻下令說：“叫他走！”此時現場的所有黨代表們感到既錯愕又尷尬有的媒體事後評論道：“叫他走！”何等神勇威赫。
如果大家都走光了，只剩下黨主席，只剩下黨主席身邊的侍衛長，想神氣也沒有人來捧場，其場面豈不叫人長嘆！
台灣政界許多人認為，自李登輝執掌台灣大權以後，從“三月政潮”、“憲政改革”到“公民直選”，他給台灣民主政治所帶來的傷害是無可估量的。
李登輝容不得不同意見凡是不同意他的一些觀點，不管說得對不對，他都認為這是與他作對，和他過不去，便結下私仇，“秋後算帳”對“總統”選舉的方式，李登輝“腦筋急轉彎”，要由“委任直選”變為“公民直選”。
他知道，這樣急轉彎很難使人信服，應加強宣傳。於是他找來台灣兩大報係《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的董事長，請他們幫忙在報上開展宣傳。
《聯合報》董事長王惕吾，一向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理念，他辦報的主旨是要給讀者一個黑白分明的概念，所以他惋言拒絕了李登輝的意向。對此，李登輝十分不滿，當即說道：“是不是因為我是台灣人？”一句話噎得王惕吾驚愕不已，但仍未屈從。
事後，李登輝左右的人便放話說：“要讓你《聯合報》由大變小”，意即讓你賠本，辦不下去。有人說此話是李登輝親口講的，也有人認為，李登輝不至於會如此小心眼，是他身邊的人因護主心切而說的。後來，果真出現讓大家不要看《聯合報》而發起退報的情況。
為了控制反對派的言行，李登輝對“國安局”隸屬於“國家安全會議”，感到使用起來不順心。於是，他下令改變體制，將“國安局”直屬“總統府”，任務是為他個人掌握、蒐集情報資料。“國安局”正式隸屬“總統府”以後，不受“國會”監督，經費預算只列大的項目，具體細節不予透露，實際上“國安局”已成為現代的“東廠”，再度在台灣製造“白色恐怖”。
李登輝對“統派”的一些言論感到不滿，便授意“國安局”起草一個法規，由“法務部”提出，送“陸委會”通過，禁止有“不當言論”的人再出境前往大陸。
同時，經常對這些人實行電話監聽。到1993年8月國民黨召開十四大時，李登輝高興地宣佈：“在十四大全會之後，黨內再也不會有第二種聲音。”這無異於公開宣佈，台灣又回到了解除戒嚴前的白色恐怖狀態。
近年來，李登輝經常把自己說成是台灣民主政治的締造者，是“民主的化身”，並說：“台灣已經實施完全民主了，已經開創了中華民族五千年曆史所沒有的民主時代”。
但是，他這位“民主政治的締造者”，自1996年5月20日就職“大典”以後，連續地干涉司法，鼓動“立委”對不同政見者動粗，張口漫罵“民意”機構等等，不但看不出他有什麼民主觀念，反而露出了一個獨裁者的形象
許多政治學者認為，民主政治的建立，主要是靠制度，李登輝即使其出發點是好的，是為了實現他的使命感，然而，他已經在不自覺間破壞了民主政治的真義。
他不願受法律的約束，而將自己置於法律之上。換句話說，他實際上還停留在“君臨天下”的心態，這根本不合當今二十世紀的民主潮流。
五、從“換閣揆”看用人
但是，如果因此而說李登輝不懂得用人藝術，不會用人，那也不是實情。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李登輝倒是十分懂得用人藝術，很會利用各種手腕來支配人事大權。他的用人策略，一是能為他的所謂“革新”目標努力打拼，不遺餘力地為他登上權力頂峰和保權保駕護航。二是要能俯首貼耳百依百順地當他的“巧巧”。李登輝在台灣主政的歷史，就是一部與他身邊一些高層領導人耍弄權術、進行鬥爭的歷史。當你具有為他所利用的價值時，他就與你“肝膽相照”，“親密合作”，把你捧到天上；一旦感到威脅他的權位時，便一腳踢開，並踩在地上。他在上臺以後5年零1個月的時間裏，運用權謀三換“閣揆”就充分顯示了李登輝的用人策略。
李登輝繼任後第一次在人事佈局上的大動作是1988年7月的“行政院”改組。當時的“行政院長”俞國華是老官邸秘書長出身，一位好好先生，並無多少主見，一切以上峰的意志為是。李登輝為穩住陳腳，讓俞繼續留任，但對“閣員”要作大的調整。新“內閣”名單均由李登輝欽定，結果大出人們的意外，李登輝第一次“欽定”的人員，竟然是“亂點鴛鴦譜”：具有相當外交工作經驗的錢復被派往“經建委”任主委，一向做科技發展工作的陳履安被委以“經濟部長”，原任“交通部長”連戰被任命為“外交部長”。外界的評論是，半數都是“練習生部長”。
如果因此而說李登輝不懂得用人藝術，不會用人，那也不是實情。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李登輝倒是十分懂得用人藝術，很會利用各種手腕來支配人事大權。他的用人策略，一是能為他的所謂“革新”目標努力打拼，不遺餘力地為他登上權力頂峰和保權保駕護航。二是要能俯首貼耳百依百順地當他的“巧巧”。李登輝在台灣主政的歷史，就是一部與他身邊一些高層領導人耍弄權術、進行鬥爭的歷史。當你具有為他所利用的價值時，他就與你“肝膽相照”，“親密合作”，把你捧到天上；一旦感到威脅他的權位時，便一腳踢開，並踩在地上。他在上臺以後5年零1個月的時間裏，運用權謀三換“閣揆”就充分顯示了李登輝的用人策略。
一換“閣揆”，用俞國華的政權換取李煥的黨權
二換“閣揆”，用李煥的政權換取郝柏村的軍權
三換“閣揆”，李登輝集大權于一身。時間到了1993年，李登輝已全面掌握了軍權，加之郝柏村不受駕馭，屢屢與李登輝唱反調。特別是在“統、獨”問題上，看法截然不同。於是李登輝在1992年下半年第二屆“立委”選舉前，就已下決心搬掉郝柏村，由連戰取而代之。他以“世代交替”為由，強調當“行政院長”的人要有“理想”、有“突破性的想法”，同時要誠實、負責。其實，這些條件都是為連戰而設的。為迫使郝主動“請辭”，他一方面向郝許以黨的副主席職務，另一方面又借助民進黨的力量迫郝下臺。1993年2月23日，連戰正式就任“行政院長”。李登輝如此頻繁地更換“閣揆”，這在國民黨的歷史上是罕見的，而他手腕之高，也是前所未有的。凡此種種，你能講李登輝不懂得用人藝術嗎
二戰後，經歷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後，美日等國簽訂了舊金山和約，中華民國未參與簽署。韓戰爆發後，美國政府積極協助中華民國政府展開對日正式和約，經由日本正式放棄臺灣、澎湖領土主權，但未載明這些地方的歸屬，因而衍伸出主權問題，詳見下文。
《中日和約》簽署後，於法理上結束中日從甲午戰爭以來的對立狀態，中日雙邊和平條約奠定了兩國和平基礎。
《中日和約》照會第一號聲明中日和約各條款適用於中華民國政府現在或將來控制下之領土。和約依照舊金山和約第二條，日本「放棄」對於臺灣、澎湖列島、西沙群島及南沙群島之主權。
該條約最終趕在《對日和平條約》 (又稱舊金山和約）生效前七個半小時[28][29]，以蔣中正所謂「以德報怨」的指示制定內容，實際上 (註: 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有急需以和約鞏固其中國合法政府的地位迫切性)以中華民國犧牲其實質利益（包括戰爭賠償問題、領土主權）換取象徵其政府合法性的中日和約，處於戰敗的日本於《中日和約》簽訂時反而獲得實質利益，此亦戰後國際局勢演變所造成者。
花钱買當看门狗”台美關係真的好！
蔡英文就任三年，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她最引以为傲的政绩是台美關係空前良好。為了報答美国大佬對蔡政權的照顾之恩，蔡英文向美国提出購買66架F-16V型戰機与多辆M1戰車，總售價大约超過4000億元(台幣以下同)。 台湾的经济停滞不前，各產業均呈现了不景氣的现象；蔡英文坚持推行“年金改革”，砍掉全台湾军、公、教、警、消防退休者的月俸三分之一，號稱每年節省下数百億元，是一项成功的改革。4000億元是個大数目，這筆钱從哪里来？蔡说由特别预算支付，購買军事设備不影响其他開销。這筆账究竟是怎么算的，局外人搞不清楚。
最近有美国时代雜誌報導：美国官方已暂时搁置出售台湾F-16V戰機案。揣测是因为中美正在進行贸易谈判，或许在谈判過程中，因为某種原因，就将售台戰機的案子暂時搁置下来。
台湾的军事發言人急忙澄清：“目前已向美方提出‘發價書需求信函’（LOR for LOA），採購案仍依照规劃進行中，進度正常。”台湾對外業務發言人表示：“台美關係紧密友好，自特朗普總统上任以来，美国政府高層已多次公開重申《台湾關係法》，美方并已两度对台軍售，展现对台湾安全的坚定支持。向美方正式提出採購F-16V戰機的‘發價書需求信函’后，持续就该案与美方保持密切协调联系。美方正進行相關審查程序，并無搁置的情形。”
蔡當局甘愿做冤大頭，如此巴结的自動送大把银子给美国老板；愿意花两倍于F35戰機的價碼買F16V，乖顺聽善體主子的心意，到頭来主子還不见得领情，说不定不賣给你！真的出现這種状况，又将如何自圆其说，太丢脸了。
淡江大学整合戰略科技中心执行长蘇紫云表示，F-16V戰機采购案是否能顺利完成，可能不完全是受到中美贸易谈判的影响，從美军与相关智库的公開論述来觀察，台湾以特别预算增购戰機，以后这批戰機的作業维持费非常龐大，台湾能够支付吗？加上台湾的空軍飛行員持续遭民航挖角流失，三型主力戰機配弹互不兼容等，都是美方评估时考虑到的關鍵量因素。如果這说法是事實，美国大哥此时提出的问题是：你買得起、玩的轉吗？
来自美方的消息：此军售案到目前為止，只是某一個单位在做内部考虑，尚未经过跨部会的研討。美国对台軍售必须要经过跨部会協商，绝非一個单位所能决定的。至少需要美国防部、国务院与白宫三個单位的同意，最后才交由美国總統签字。台湾购买美国军事設備多次，当然很清楚它的程序，应当对這個军购案做過完整的考虑，为何选要在這個不成熟、未成案的階段，就大肆宣扬起来呢？
可能是蔡英文在台湾的民调支持度低落，做了多次努力，她的民调数據還是無起色；现在就将这個军购案曝光，说不定能够提升她的民调数據？但是蔡某的民调支持度依然在低檔盤桓。 有评论者质问：F16是数十年前设计的戰鬥機，雖然F16V经过了最新改良，性能比老式的F16强的多，但是它不能与最新型的戰機相提並論：它近乎没有隐形匿踪的性能，没有矢量引擎；面对最最新的S400飞弹，F16V是否能够躲避它的襲擊，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购买这批戰機，究竟能够提升多少台湾空军的戰鬥力？恐怕没有人能答得出来。
根本的原因還是因为蔡当局一意孤行，逃避现實，暗中推動“台獨路线”，不肯面对海峡对面的中国大陆，全力討好美国，以为只要專攻台美關係，獲得美国大哥的保護，就可以不必有什么两岸政策了。甚至于为了自己的連任，猛打“反中、恐中”牌，使得两岸關係降到冰点。
蔡当局愿意花大把冤枉钱買买各种過時的舊武器，用来壮胆，還可以藉此表示她与國際间有實质的联结，并獲得他们的支持？其實世界各地的军火商，賣武器是他们的生意，最喜歡的就是這種“散财童子”型的顾客。
有网友留言：当看门狗還要自己花钱狗鏈子，明明被敲詐了又要叩謝皇恩，能不能拿到還要看主子的高興。台湾不過是主子的一张衛生紙用完就丢，這才是蔡政權治下台湾人真正的悲哀。
(言浩曾任联合晚报主笔中国时报專欄作家)
台湾有“日本情结”，却没有“美国情结”，也没有如其他某某国的情结這樣的詞彙，可见得“日本情结”在台湾的獨特性。另一方面，世界上也很難找到一個地方有像台湾這麼濃厚又複雜的日本情结，即使与台湾同樣曾受過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也没有，因此可以说台湾的日本情结是世界獨一無二的。
這么獨特的“台湾日本情结”，当然与台日间的百年歷史有密切的關係，然而，台湾的戰后政治经济史才是真正形塑“日本情结”的基本力量。
基本上“日本情结”属于台湾社会感情或社会心理的范畴；然而，它又比一般的社会感情更为顯著、複雜，不但有歷史的延續性和不變性，甚至有價值判断的屬性，因此從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把它當做一個台湾的特殊社會意識應該更为恰當。更有甚者，近二十年来，由于政治上精神動员的關係，它幾乎已發展到近似“意識形態”的程度。
曾健民：台湾“日本情结”的歷史诸相——一個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曾健民：台湾“日本情结”的历史诸相——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聲名狼藉的李登辉曾三度獲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分别在1996年、1998年、1999年，不過都没獲獎。李敖當选民代后曾爆料，当时李登辉為了争取連任台湾總統（1996年），由安全部门花费44萬美元，透美国公關公司進行包装，塑造其“和平缔造者”的形象，当时策略之一，就是提名诺贝爾和平奖。李登辉的这段经歷，后来也曾被陈水扁拿来调侃、讽刺。
李登輝在《餘生：我的生命之旅與台灣民主之路》書中指出，台灣的現狀不隸屬於中國，是個別「存在」，因此他從未主張「台灣獨立」，他認為如果國家領導人放任、助長統獨對立，是極不負責的行為，獨立與否的神學式論爭不但沒意義，只會讓人民一分為二，激化對立。「也許我在裡面，也會變成價值和判斷，和正常人不一樣」。
--李登辉書寫的歷史1.1947年發生的228事件，在时隔40多年后，直到李登辉任總統方才得以平反。在“经济發達，明朗快樂”的台湾，李登辉常以《生為台湾人的悲哀》為题打開话匣子。
在1995年2月28日，228事件48周年时，李登辉以中华民国總統及國民黨主席的身份向台湾人民正式道歉，上坂冬子记载其動力来自妻子的一句话“好好道歉，台湾人才會安心”。而李登辉之所以聽妻子的话，是因为她是“標准的百姓”。
2.李登辉開啟了两岸對话。1991年台湾成立了海基会，之后大陆成立了海協会，93年4月首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1992年到1995年，李登辉還派遣其子的好友蘇志诚为密使和江泽民的心腹曾慶红在厦门和珠海举行了120次两岸密會。
3.1991年到2000年，五次修改中华民国憲法。廢废除了萬年国代，600名老態龍鐘的萬年国代退出歷史舞台，民主选举議员。1994年，决定總統由人民直選。
4.1991年2月3日，通过《国家统一纲领》，制定了与大陆统一的四项前提：一是中国政治民主化，二是中国决心實施自由经济，三是當中国成为公平社会时，四是中国軍隊国家化。
5.1991年，废止动员戡亂时期，廢除警總。邀请台湾的海外流亡者回台。
6. 1996年，中华民国首次實現總統直選。
7.1998年台湾废省，1999年李登辉提出与大陆“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台湾民主之父
在部分蓝营人士因国民党失去江山而痛恨李登辉的同时，现任国民党主席、中华民国總統马英九有着不一般的见識，他心里明白李登辉是台湾的民主之父。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2008年選戰中打败谢长廷之后，马英九的请益之旅首站就是拜会李登辉。 2009年大年初一，马英九又再度拜访李登辉。
這些这些拜访，绝非知恩图报的兒女情长，而是一位民選總統對廢废止了一黨獨裁體制的歷史人物的尊重。
正是李登辉使台湾人民消除了恐惧感，给台湾人一個能够在夜晚安睡的社会。
在经歷了荷兰人、西班牙人、日本人和大陆人的统治之后，李登辉誓言“不管怎样，将来的台湾绝不會再允许外来政府”---谁会是大陆版的李登辉
与曾被蒋介石青睐，但很快就向國民黨獨裁公開宣戰的好友彭明敏相比，李登辉走的是体制内革新的道路。他在被蒋经国看中后，1971年加入国民党，第二年成为政務委员，78年成为台北市长，81年成为台湾省长，84年成为成为中华国副總统，88年继任總统。
在外省人主導的国民党独裁政治中，李登辉的仕途如此一帆风顺，除了有蒋经国的大力提携这一關鍵外因，他的学歷及内在素质也使他最终成就歷史。他的台大学歷，美国康奈爾大学的博士頭衔，这是硬件。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心理素质，他過人的雙重人格使他能忍辱负重，歷經十八年磨练達致终點，從而改变台湾的宿命。（同是台大畢業，后又在加拿大麦吉爾大学和巴黎大学獲得博士的彭明敏就不具备這種人格）
李登辉的雙重人格表现在多方面，以執政政者的身份做在野黨的事情；既是国民党要员，又是批判國民黨的长老会成员。他站在两條船上搞平衡，最终走出了第三條道路。
在继任總统后，他又以權術化解了有兵變企图的时任国軍總参谋长郝柏村，收拾了國民黨八大老造成的内部亂象。
在大陆政局面临歷史转折的當口，共產黨是否会幸運地走上台湾的良性民主變革之路，關鍵在于能否出现一個大陆版的李登辉。
李登輝當總統，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只是虛位元首，從他的個性與就任副總統以來的表現可以觀察一二。
李登輝與蔣孝武—權力分割與妥協 1985.09.14 民主天地週刊 鄭 經
李登輝的崛起，被海內外視為「異數」，他一無堅強的班底，二無深厚的黨政資歷，在權力鬥爭中條件極為惡劣，為人謙和，個性柔順，在面對蔣經國這種強人時那種手足無措，誠惶誠恐的表現，比「溫柔婉約」的嚴家淦更加「無三小路用」。
他在政治上的「無欲」與謹慎，也是限定他在政爭中發展的先天缺陷；今年六月號的國民黨機關刊物「中央月刊」訪問他，描寫李登輝「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卻不喜歡奢談政治」，他談話的重點不在政治層面，只敢在「發揚中國固有文化」、「小學教科書」與「中共的外交策略」等空泛問題上作膚淺的分析。一個「不喜歡奢談政治」的「政治人物」，將來能有多大的作為，已經一覽無遺。「我不過沾了蔣總統的光！」
這次李登輝率團訪問哥斯達黎加、瓜地馬拉和巴拿馬，在電視上以崇拜基督的語氣，把一切榮耀歸於蔣經國，認為哥國總統孟赫肯為他開車四個小時，是因為「孟赫總統非常尊敬蔣總統，我只不過沾了光而已。」將來這名「沾了光」繼任的李總統，面對蔣經國的兒子，自然也會十分知足而「得體」，行事之間自會有「分寸」。即使繼任總統，權力不會比副總統多 這種權力劃分，對李登輝來說，似乎是一無所有，行政系統將由官邸派與俞國華、李國鼎財金經系統的官僚瓜分，黨務系統由元老派、官邸派與馬樹禮、宋時選等黨工把持；軍事系統無論黃埔或政工出身的軍人，對李登輝均無淵源，沒有效忠的向心力，情治系統更是蔣孝武的禁臠，這批「特務人員」與郝柏村率領的「御林軍」結合，都將擁護新的領袖蔣孝武，而非李登輝。
因此，即使繼任為總統，李登輝實際的權力絕不會比他擔任副總統時為多，他仍將負責接見國賓，率團出國訪問與參加一些未具發言權的重要會議。唯一改變的現象是，中華民國將出現一個前所未有，整日在外演講的極端平民化的台籍總統而已。
那時的李登輝，看起來一無所得，其時正是明哲保身之道。
蔣孝武的強人面貌在李登輝或其他人繼位總統之後，必將逐步浮現，國民黨內部會有一番空前的鬥爭風暴，李登輝的「無欲」與「無力」，正好能使他享有崇榮的地位，不致被打擊得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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