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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一下李登輝火箭般的仕途 

 

1971年加入国民党,72年当上行政院政务委员,78年当台北市长,79年当上国民党中常委,81年当台湾省主席,84年当上副总统。从入党到当上副总统,总共只有13年的时间。李登辉无论怎么有能力,没有蒋经国的刻意提拔,如此火箭般步入青云是绝对不可能的。虽然由于蒋经国的猝死,李登辉按照宪法规定立刻登上总统宝座,但由于那是继位,在众人眼里他也不过是个像严家淦那种「临时总统」,因为实权都不在他手里。所以他能做的,也只有先稳住局势。在刚出版的新书《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中,

李登辉也写道﹕「在我继任的两年四个月总统任内,可以说只是延续他所做的事情,继续执行他订出来的既有计划。事实上,我在这段期间一直在思考事情,我是先安静下来;就像台风要来之前,天空也会先沉静一阵子。」但在这沉静的时刻,李登辉并非毫无动作。首先通过选举,他当上了国民党主席,又通过换掉行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参谋总长等一系列举动,逐渐掌握了党、政、军权在把国民党元老郝柏村从最有军事实权的参谋总长位置调开时,蒋宋美龄亲自出马,用英语向李登辉求情﹕「Please listen to me,拜托,千万别让郝柏村卸下参谋总长的职务,好不好?但李登辉认为她这种干预是违宪的,没有理会。而郝柏村被升为国防部长,后再升为行政院长,仍不肯放弃军权,要求主持军事会议,同样被李登辉断然拒绝。而当时准备参选的蒋纬国和林洋港都没有得到超过150名国大代表推荐,于是李登辉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当选总统。按照当时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六年,所以这届总统李登辉可以做到1996当了一年多共产党员尤其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人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加重,共产党的宣传开始生效。于是和战后很多年轻人一样,李登辉开始对马列主义感兴趣,认为台湾要振兴,或许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先治理外在的环境,这大概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他开始研读《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并加入了共产党。但仅仅一年多以后,他就退党了,因为他很快就看出了共产党的做法没有人性。当时他只有24 

花了五年时间找到上帝 

台湾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 

1990年,李登辉接替蒋经国的总统位置届满,下届总统将由「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无意当上两年总统的李登辉,虽然此时已有意一博,竞选总统,但党内斗争激烈,国民党元老李焕、郝柏村等紧锣密鼓地研究对付李登辉的策略。在这种紧张的时刻,李登辉的精神压力很大,他有很多夜晚都无法安下心来睡觉,于是就和太太半夜起身,共同跪在床沿,随手翻开《圣经》的一页,在前八年的总统任职内,李登辉依靠上帝的力量和帮助,冲破国民党半个多世纪板结起来的专制官僚机构,带领台湾完成了从独裁政权走向民主体制的本质性变化。1996年,通过全民直选,李登辉成为第一个民选的台湾总统,他继续推动台湾民主化的信心更强了。

长老教会推动台湾独立 

在李登辉刚当上副总统的那一年,他从原来做礼拜的教堂转到了属长老教会的济南教会。台湾民主运动最早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彭明敏先生家就曾是长老教会的主要聚会点之一长老教会不仅一直明确地反对国民党独裁,而且其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更是有目共睹。该教会在1971年就发表政治宣言,主张把台湾的主权交给台湾人民。1975年,也就是蒋介石去世的那一年,长老教会更是发表《人权宣言》,「坚决主张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一千七百万住民(当时人口)决定……为达成台湾人民独立及自由的意愿长老教会被认为是台独的一个重要根据地。而李登辉刚当上蒋经国的副总统,就不仅转入这个教会做礼拜,还请这个教会的翁修恭牧师做「家庭牧师」到家里来讲道;而上述主张台湾独立的《人权宣言》就是翁牧师一手操盘的,他被认为是台独的先锋人物对于台湾人本身有很多人不认同台湾,李登辉表示很遗憾这其中,除了奴性之外,还有认同的问题。经过40年的寻找自我、重新建立认同之后,才进入迦南美地。 

李登辉说许多台湾人也像以色列人,由于长期被外人统治,做惯了奴隶,缺乏站起来做主人的勇气和建立新的国家的决心。还影响到2006年的修宪以及2008年前台湾定位的确认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也是至关重要。

因而选前气氛非常紧张,于是我问李先生,「如果绿色这次输了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们2008年再来嘛。」他的口气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绿色的朋友都轻松,「我不看这个(指赢或输),我是看输了以后要做些什么,赢了以后要做些什么。」  

今天回头来看,他的确具有一个真正民主国家领导人的风范,如果这次民进党真的输了,他也一定会用同样的口气对绿营说,「没有关系,我们2008年再来嘛。」而绝不会像连宋那样,大闹天空。

「当了12年总统,还是不习惯权力,」李登辉说,「我并没有想过能在自己手上推行台湾的民主化,这只能说是老天站在我这一边。再追溯远一点,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踏入政治的世界。现在不做总统了,更是真正的李登辉,更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李登辉去年曾做过一个题为「国家领导人的艺术」的演讲,他提出,要做一个好的国家领导人,

第一条最重要的是要有信仰。

第二条就是,为国着想,不惜放弃权力。

「身为政治家,要有那种为了国家,随时都可以放弃权力的觉悟。」他说,

「台湾人四百年来一直做奴隶,做长工,被管得很乖,一直不敢出声。你给他说话的机会,他也不敢说话。现在要刺激他们站起来发声。」这就是李登辉正在继续着的使命 

例如,亚洲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是日本、南韩、台湾和新加坡。

日本是由于战败,被美国强迫实行民主制度,不是自身演变成民主国家的,所以日本不能说明问题 

李光耀的民族主义和李登辉的民主主义 

而李登辉却在另一个轨道上,他说﹕「我坚信,民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共享的价值标准,不因地域、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第三,当然陈总统的讲话美国方面表示满意。但华盛顿的满意不是出於台湾人民的利益,而是出於自己的国家利益。

美国不管哪个党执政,从来都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优先选择。

台湾也是如此,如果台湾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优先,即使美国有时不是那麽满意,但是美国无法放弃台湾,因为美国无法放弃它在台海以至西太平洋的战略利益。

台湾的存在和安全,同样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部份。

其海军进入它觊觎的花莲港,那麽它就不再是内陆海军,而直接进入西太平洋,挑战美国军事力量和其在亚太区域的影响力。所以美国绝不会允许中共侵占台湾。  

台湾也同样有四百多年被殖民的历史,自从七十年代初民间发出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声音,到李登辉前总统执政十二年推动民主化、本土化和真实化,以及陈水扁总统将执政八年,也差不多快四十年了。

只要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吸取当年以色列人动不动就怀疑、动摇、退步的教训,只要台湾的领导人有使命感和勇气,台湾一定会走出中国的阴影,成为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新的国家。  

正是这种本土意识,为这次陈水扁胜选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否则无法解释在短短四年期间,陈水扁的支持率从39.3%,一路攀升到超过50%,增加了10个百分点。

这不是一个总统被刺的意外事件带来的同情票所能完全解释的,它有深厚的历史指向和心理原因。 

蒋经国与台湾民主进程一、民主的起步          二、蒋经国的贡献 

蒋经国把高级将领召集到日月潭开会。

有一天晚餐后,他散步回来,有一群将领在阳台纳凉聊到把本省人晋升到高阶,在安全上有何风险。

他驻足听了一会儿,打断众人谈话,他说:'各位,这是一个严肃的题目。

如果我们不把本省人当做中国人看待,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蒋经国不久就让500名将军、2000名校官(全是外省人)退役,同时本省人进军校就读的人数亦稳定增加,第一个本省人亦授阶为将官。" 

三、雷震和彭明敏 

蒋经国的思想转变是逐步发生的。 

50年代后期,有一个外省人雷震主持出版《自由中国》半月刊,鼓吹军队国家化、开放地方自治、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还组建了"中国民主党"。蒋经国毫不犹豫地批准逮捕雷震,判处10年有期徒刑。 

1964年,本省知识分子彭明敏反对国民党,鼓吹台独。他被逮捕后,蒋经国同意只判决有期徒刑8年,坐牢7个月后签署"悔过书",特赦出狱。

"彭明敏获释后就失业,赋闲在家。1966年初,意外地出现一位官员到访,表示蒋经国想'听听他的建言'。

彭明敏踏进办公室时,蒋经国起身迎接这位前政治犯,问候他的家人,也问起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

鉴于蒋经国态度亲切,彭明敏表示希望能回到大学教书。蒋经国暗示他会试试看。

不久,彭明敏被邀请到蒋经国的"智库"国际关系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彭谢绝了。

其后几年,彭明敏继续遭到跟监,不过他偶尔仍与想法相近的知识分子来往。同时蒋经国不时派出情报人员向彭明敏表示,国民党内的自由派依然希望能说服他参与体制内的改革运动。" 

四、民主选举的发展 

    1969年的立法委员选举,)

"蒋经国允许各候选人史无前例地抨击政府,国民党第一次受到倾向党外的媒体的公开批评。党外候选人郭国基和黄信介,抗议本省人受到歧视,当局把极大数额岁入拨给军方等等。他们甚至要求直接民选台湾省长,结束戒严。

黄信介更大胆表示,反攻大陆已经无望,如果蒋总统继续长久占着位置,对国家不利。郭国基和黄信介都当选立法委员,这代表立法院里首次出现两位真正的反对党人士。" 

当年的县市选举,省议会71席议员,国民党赢得61席;15个县长席次,国民党候选人当选了14席。

可是台北、高雄和台中的市长都被党外人士占据。党外势力普遍受到受过良好教育的台湾人的支持。

蒋经国不断接到报告,详述党外候选人挑拨性质的言行,并建议他法办几个人,包括把发言激烈的康宁祥抓起来。幕僚还说,康宁祥是"匪谍",蒋经国不理会这些报告,反而问部属,为什么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问不出这样的问题?

后来,他邀请康宁祥喝茶,两人讨论起立法议程上的一些议题。 

五、新闻自由 

    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把核准新刊物登记、发行的权力,由警备总部移交到"行政院新闻局"。不过,国民党的文工会和警备总部仍然保有取缔、关闭刊物的权力。 

    党外人士康宁祥、黄信介申请发行《台湾政论》,获得批准。

该杂志大肆进行政治批判,不仅抨击国民党,呼吁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还公开要求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的权力分配要更平均。甚至发表文章,主张台湾人民若不是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就只有早早跟祖国统一这条路可走。

蒋经国同意警备总部的看法,认为这是"煽动叛乱",勒令停刊。 

六、反对党的成立 

集权政府向民主政府过渡,重要标志和关键就是出现一个有力的反对党。这往往是最困难的部分,因为很难想象,当权派同意将权力和利益,拱手让给反对派。蒋经国在这方面,表现出了真正的伟大之处。 

七、逝世   

19871225日,蒋经国已经病入膏肓,距离逝世只有三个星期。 

    他依然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幕僚劝阻他,由于民进党鼓动群众抗争,情势紧张。

他说:'你们怕他们打我是吧?没关系,他们要打就让他们打好了!一切照常来做'

当他坐车前往会场时,3000名示威群众围住会场呼喊抗争口号,镇暴警察以铁丝网阻挡住他们。会场里,11个民进党籍国大代表掀出'老贼下台'的抗议布条。" 

    "蒋经国示意副官推著轮椅上台,欢迎掌声稍止,民进党代表继续高声喊叫。蒋经国似乎不以为意,继续向代表们简短地问好。然后他坐在轮椅上,让国民大会秘书长代为宣读大约5分鐘长的讲词。

这件事过后不久,宋楚瑜拿一份杂志给经国先生看,杂志的封面故事赫然是,蒋经国有意给自己兴建一座豪华的纪念堂。蒋经国笑了:'我连给自己盖栋房子都没有,干嘛要盖个大坟墓呀?'" 

198811日,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当局正式结束对报纸的限证(维持在29家)、限张(维持在三大张)的禁令,数天之内,就有200家左右新出版物向当局办理登记,街头立刻出现许多新兴画报。

同时也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註册成立政党。后来,包括民主进步党在内,共有20个政治组织获得通过,正式成立政党。 

    "113日上午,蒋经国抱怨身体不舒服,虽然医生一时找不到原由,还是替他注射静脉点滴。蒋经国要见见他的长子孝文。孝文见过父亲后,向母亲表示,父亲病容满面。下午150分左右,蒋经国在午睡中,突然发生胃肠道严重大出血。血液阻碍呼吸,使他陷入休克状态。

由于他身上装置的心律调整器把心跳维持在每分鐘70,他的心臟无法快速供应氧气到全身各部位,医生还来不及把他送到医院施救,就已经撒手人寰。医师记得,当天下午天气晴朗,阳光和煦。" 

    "行政院新闻局在4个小时后公佈了蒋经国辞世的消息。

当天夜里9点鐘,李登辉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了强人,可是倒也似乎没起任何涟漪。

翌晨,行政院例行院会,花了两个小时讨论河川污染防治问题。

13年前,蒋介石逝世时,新闻界及高级官员使用过去帝王宫廷的生花妙语来追述撒手人寰的领袖之伟大事功。

但是经国之死,不见传统的溢美讚颂和半宗教性质的諛辞。新闻媒体的评论和个人的悼词,都集中在蒋经国平凡的一面。" 

八、总结   

蒋经国是一个独裁者,但是他看到了民主制度的大势所趋,允许成立反对党和实现新闻自由,领导他的政党逐步让渡权力,最终使得台湾在社会基本稳定、经济没有衰退的情况下,从专制制度成功过渡到了民主制度。

这就是蒋经国的历史地位,他总体上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虽

然台湾的民主化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国民党在中共和美国的双重压力之下,作为一个台湾的外来政权,必须改革求生),不具有普遍意义。

但是,它终究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成功案例,尤其是在等级森严的数千年儒家文化的影响之下。蒋经国的实践表明,在坚定的勇气和决心之下,至上而下的集权社会渐进式民主转变是可以实现的。 

"蒋经国在1978年可能认为自己还有十年以上的时间,可以完成台湾的民主转型。

美国和台湾断交,不仅是一股强大的刺激力量,也是迈进改革的大好时机。

事实上,蒋经国竟能把台湾在国际上的受挫转化为优势,一方面消除台湾本省籍人士心目中的独立意识,一方面又可用以说服外省人交出权力。

80年代中期,中国、苏联和其他地方发生的种种事件,使蒋经国相信,几乎不敢想像的事也有可能实现。这些因素,加上他本身健康日益走下坡,使得他决心放手推动民主进程。

当他逝世时,民主转型的工作仍有许多地方有待进一步推动。大体而言,到了1988年元月,民主政治虽然未臻完善,也相当粗糙,却已在台湾软着陆。" 

    一个没有主体的主体意识、没有自立自主性的“本土论”,一个没有自己审美观、丧失民族心灵归宿的人们,再怎么要成为别人或装扮成别人,也还是亚流,何况这个亚流的源流在日本社会中不是早被遗忘、抛弃,就是被冷漠以待。

举例便知,日本右翼教科书团体(“制定新教科书之会”)所出版的扶桑社日本教科书(历史、公民),二○○五年在全日本学校的被采用率只有百分之零点四(虽然现在全日本教科书有“扶桑化”的倾向),由此观之,台湾的日本情怀所思慕的对象,在现实的日本社会中只可称之为“末流”。 

在未来的新时代中,寄望台湾人民抛弃日本情怀,超克日本情结,站在中日友好的平台,与绝大多数善良的日本人民共同携手排除外力战争,创造一个和平共存的亚洲,这才是台湾的出路,台湾人尊严的保证。

这也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严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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