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劫收的台灣
ps,彭明敏在當時是家境富裕醫生世家不是平民百姓的視角。
我從父親的言談中，得悉日本投降，中國軍抵達高雄，以及其後公共生活迅速腐化的狀況。
無疑的，國民黨正在把我們拉低到與中國大陸混亂生活一樣的水準。我們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黃昏時抵達基隆。仍然沒有父母的消息，也沒有什麼親朋來歡迎我們。基隆的破壞程度令人驚愕，原來在琉球戰役期間，基隆市遭到百分之八十的破壞。它受到徹底的轟炸，以阻止日軍在那可怕的戰役中利用該港市。
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佈投降之後，直到十月廿六日，陳儀正式在台北接管台灣行政，其間，日人繼續掌理行政。主要街道修復了，而在清理建築物和恢復公用設施方面也相當的進展。但中國人接收以後，一切都癱瘓了。
公共設施逐漸停頓，新近由中國來的行政人員，既無能、又無比的腐敗，而以抓丁拉來的「國軍」，卻無異於竊賊，他們一下了船便立即成為一群流氓。
這真是一幅暗淡的景象，但即使如此，我們仍很高興回到台灣。隔天黎明，我們便首次體驗了中國國民黨接管後台灣所遭到的改變。
從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風，座椅的絨布已被割破，而且明顯地可以看出，車廂已有好幾星期沒有清掃過了。這就是「中國的台灣」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日本的台灣」。我們一生沒有看過這樣航髒混亂的火車。他們的故事都是一樣，千篇一律對新政府表示不滿和失望。財產的安全已經變成過去的事了。
火車一路時常停止，而不知為什麼。這也使人談到有組織的竊盜團，他們剝取公共通信的銅線，竊取信號設備，偷運到中國，當做廢鐵出售。有一個乘客嘆道「沒有人知道這班火車什麼時候會出軌」。自從中國人接管以後，用鐵路寄運貨物者，必須自己僱用私人守衛，一路隨貨跟住車廂或貨車。新來的中國官員自己也從劫掠中分贓。
漸漸地，我從父親的言談中得悉日本投降、中國軍抵達高雄、以及其後公共生活迅速腐化的狀況。無疑地，國民黨正在把我們拉低到與中國大陸混亂生活一樣的水準。
父親在戰前從未參與政冶，但在日本投降後，高雄的日本官員立刻找他，邀請地出來擔任地方委員會的主席，以便在中國人前來接管以前能夠維護地方的治安。他是受尊重的資深市民，日本人和台灣人都能夠接受他。與其他台灣人一樣，他很高興日人統治終於結束儘管在日人統治之下，在經濟社會上有極大進步，有自尊心的台灣人莫不痛恨在社會和政冶上所受的歧視
美國軍艦緩慢地駛入高雄港口，在沈船之間勉強地找出通道。日本當局命令等待遣送的日軍排列在碼頭，服裝整齊，紀律嚴格，準備向勝利的中國軍致敬。很多台灣人也好奇而興奮，到了碼頭幫助父親的歡迎委員會，並參觀這一盛會。
軍艦開入船塢，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隊，走下船來。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傢伙，像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看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杯子，搖擺走下來。其他相繼出現的，也是一樣，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終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
這些勝利的中國軍隊，是以鄉村的拉伕所組成，他們一點都不理解歡迎會是專為他們特別安排的（他們大概一生從未受人「歡迎」過）
帶導他們的中國軍官既無致詞，也沒有向任何人表達謝意。不久，這些軍隊分散市區，開始掠奪，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每一中國官員首先要問的，千篇一律，都是「市府在銀行有多少錢？」
不久，他們穿起很好的衣服，強佔好的房子。他們為什麼能夠這樣，台灣人都心裡有數。他們都是強盜兼乞丐。
台灣由北到南端，各式各樣的掠奪正在進行。在高雄閒蕩的士兵，乾脆出商店、住家和公路上，拿走任何他們想要的東西。高級官員由台北派來的新來者，在掠奪糖廠、倉庫、工廠設備和存貨。每天都有帆船裝滿糧食、廢鐵、機件、各種消費品，由高雄出發，載往大陸沿途私自銷售他們對於近代科技完全無知。
有的從未看過、也無法了解自來水設備。有的從水電行取得水龍頭而往壁上的洞一塞，以為這樣水就會流出來。看不到水，就到水電行去大叫。有一個軍人坐上理髮店椅子，理了髮，理髮師拿起一把電動吹髮器朝向軍人頭上時，那個軍人立刻舉起雙手，臉色蒼白，害怕得發抖，以為理髮師拿的是一把手槍。
父親有他特別的難題。他的診所掛有個招牌說「婦產科醫院」。
但常有中國兵來堅持要父親給他們治療性病，或帶來奇怪而無法辨認的藥品，要父親給他們注射。他們相信注射可以治癒百病。那時，在台灣日本人的地位非常奇特。
他們正等著麥克阿瑟將軍給他們回日本的許可令。那些以前在我們生活中有權命令我們的，現在變成要聽命於我們了日本警察曾經是那麼神氣而嚴厲，如今已收起他們的制服和佩劍，為了生活什麼樣的工作都願意去做。
以前享有崇高聲譽的教員，也被迫排攤在路邊，出賣他們的東西。我看見有些高雄中學的老師，沿街兜售一些小物件。有時，從前的學生幫助他們渡過這段艱難的時期。但也有的學生曾把以前過份嚴厲的教師痛打一頓以洩積恨。在這段時期，父親都處在矛盾的處境。因為忠於友情，他得協助正等遣送的日本朋友。但是他也知道新來的中國人正掠奪日本人，包括日本醫生的醫療用具和醫藥品。有權勢的中國人覬覦一份產業時，他只需控訴那個產業業主曾在日冶期間與日軍合作過，則可以達到奪產的目的。
二、二二八事變 在重慶和南京，
蔣介石周圍的各派系，
軍閥、官僚、黨工和蔣夫人家族的豪門組織，
彼此激烈競爭，覬覦這富庶島嶼戰利品的控制權。
日本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在橫濱投降，將台灣交給盟軍。但是，在法律上，台灣主權的轉移，要等到和平會議正式締結條約之後。
根據一九四三年開羅會議羅斯福總統對蔣介石所做的承諾，以及杜魯門總統在波茨坦會議所做重申諾言，美國命令台灣和澎湖交給國民黨政府管理，以待主權的正式轉移。在這過渡時期，盟軍並無保留任何權利，對台灣人權益也未作任何保留。
與一八九五年時不同，並無任何規定讓台灣人選擇國籍。
所有台灣人，不論願意或不願意，一律交給中國政府。
日本人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將所有公共和私人產業作成一份精確仔細的清單，交給陳儀。據估計，這些被沒收的日人財產，其價值約合當時二十億美金。臨時省政府（長官公署）成立，蔣介石任命陳儀為行政長官，在其周圍則精心安插了主要派系的代表，如陸軍、空軍、蔣夫人的集團等。宋子文曾僱用美國公司，為他私人調查台灣的工業資源，而這些調查隊遠在陳儀到達接受日本的正式投降和移交以前，便已抵達台灣了。
美軍飛機和艦船將國民黨人員由中國大陸運送到台灣，一九四五年十月，台灣人熱烈地歡迎他們，以為一個嶄新的時代來臨了。不到幾個星期，台灣人便發現陳儀和他的官員輕蔑台灣人，而令人無法想像的貪污與腐敗。整整一年半，他們大肆劫掠台灣島。這些新來的中國人一生都生活在內戰和日軍侵略的騷亂中。他們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儘管搜刮，把台灣人當做被征服的人民。在十九世紀，台灣曾受一個無紀律的軍府統治，他們即使在中國也是以腐敗和無能而惡名昭彰。
但在日本嚴厲統治半世紀後，台灣人學得了法治的價值。有契約，則應遵守；應推定自己的鄰居是誠實的人；在商店裡，固定的價目使每一個商人易於經營。台灣人已學習到現代交通、科學化農業和有效率的工業必須依靠誠實的量衡、遵守合約和正確準時等等，才能操作。
一九四六年是幻滅日增的一年。在政府和經濟企業的各階層內，台灣人被解僱，
以便安置陳儀組織的親戚朋友
我們的新主人完全不懂這些標準。台灣人經常受到輕侮看待。外來的這些官僚和較有教育的搜刮者，很明顯地，將台灣人的誠實看做可笑的愚蠢。在戰爭期間中國人長期生活在狗咬狗的亂世，這些人得以倖存並且能達到目前的地位，主要是依靠詭計、欺騙和兩面話；這些通常也是他們能在中國城市生存的唯一法寶。由他們看來，老實的台灣人是鄉下的粗愚，極好欺負。
中國大陸人傳統一向看不起台灣，認為只是一個蠻荒的屬地。
新任的教育廳長抵達不久，向學生演講，便極粗魯不客氣地這樣說出來，因而激起憤怒的抗議。另一方面，台灣人則公開嘲弄這些新來者，因為他們經常表現出不熟悉現代器具和組織。許多中國人古怪的事例，廣為流傳。他們不學習，便想開車，大概以為如果愚蠢的台灣人都會開車，他們為什麼不會呢？
由大陸內地被拉來充軍的中國兵，對現代機器，一無所知。他們許多人不會騎腳踏車，而又偷竊來以後，將其背在肩上揚長而去。
陳儀的秘書長一口氣安插其親族七人在有利可圖的肥缺中。其中一人是負責數百萬美元的茶葉外銷。台中鳳梨公司，戰前的產量世界最大的，其新任經理是上海的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秘書，從未看過一顆鳳梨植物。高雄新任的警察局長據說安插了四十多個親族領薪。農林專員企圖沒收東海岸的許多私人船隻，藉口那些船隻在基隆政府監督之下可獲較好保養。其實，大家都曉得他的下屬正在那裡經營走私船隊。
在一段時候，我們這些攻讀法律、經濟或政治的學生，即二三會，繼續鑽研於書本和抽象的理論。我們雖未熱衷於實際政冶，對於日增的危機，也無法完全矇蔽耳目。
蔣介石的官員將中國的濫權帶到了台灣。這種濫權使他在大陸的地位削弱，以至於垮台。到了一九四六年底，陳儀的官員急切在進行其無止境的貪婪。他們要在國民黨政府垮台之前，盡量養肥自己。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公賣局的查緝警察，粗暴地毆打了一名在台北圓環兜售私煙的老婦人。這使路人憤慨，要攻擊那些查緝人員。查緝人員被追趕人於附近警察局。他們的吉普車被焚燬了。
隔日，全台北群情激憤，到黃昏時，台灣人與佔領者中國人之間，展開了全面衝突。抗議狂潮的第一波，指向煙酒公賣局，公賣局的辦公室被搗燬，職員被痛打。民眾湧向公賣總局，要求緩和公賣局的專斷政策。群眾再向長官公署抗議，陳情。當他們抵達大門時，無武裝的民眾便遭到機關槍的掃射。
陳儀廣播要求大家保持沈靜，
並說大家的改革要求是正當的。
但我們卻開始聽到謠言，
台灣海峽對面的福建
已有大批軍隊聚集了。
台灣人壓抑已久的憤怒，全部爆發了。隔天黃昏時陳儀的長官公署實際上已經癱瘓了。高級官員和有權勢的搜刮者，在台北北郊成立一個防衛營地，將妻子和大批私人財寶送到那裡由重兵守衛。其他由大陸來的平民則躲在家裡，害怕會有大屠殺。
事實上那種可能並不存在。台灣人沒有武裝，而警察任務已暫由嚴守紀律的學生接管。
最初兩天，雙方都有暴力。陳儀的巡邏警察任意射殺人民，企圖恐嚇人民。台灣人也有時訴諸於木棍和拳頭。幾個公賣局職員被毆打重傷而致死亡。
一些台灣人中學生曾到鐵路局詢問火車何時恢復營運，以便南下回家，他們都相繼失蹤，更激怒了一般民眾。第三天，陳儀宣佈他願意聽取人民的意見。他指定一些著名的台灣人成立一個委員會，與他的代表會商，為解決這次事件，擬定一個改革計劃，以便送請中央政府考慮。他答應撤退市區街上的巡邏軍警，並保證不會讓軍隊進入台北。這個委員會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他們代理著已躲藏起來的陳儀部屬的職責。
代表陳儀的人當中，竟有些出生在台灣而在1920年代曾到中國大陸去，然後便為國民黨效勞的台灣人。他們於戰後回來台灣，在陳儀手下工作。這些人只能形容為「以台灣人為職業」得到優厚待遇，以「台灣人」身份向外籍訪問者為陳儀政府辯護。一些學生也擬就一份改革建議送交陳儀。他們在陳儀辦公室受到有禮貌的接待。陳儀的手下稱該建議很有用處，很有禮貌地請每一學生寫下他們的姓名住址。他們一派天真地照做了
父親祈嚐到的是
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
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為恥，
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
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
父親和其他代表隨後又被繩索捆綁，在頸後打結，士兵不停地用刺刀指向胸部。他們也等待著隨時被槍殺。
但是，在隔天父親忽然被釋放回家。這是因為彭孟緝出面干預，表示仁慈說「我們知道彭先生這個人是好人，我們沒有理由傷害他」。
父親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家裡。他有二天沒有吃東西，心情粉碎，徹底幻滅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了。他所嚐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
三月十日下午從八堵來了一位驚惶的訪客，說大陸派來的軍艦已經到了。
而且在未靠岸以前，便開始砲擊海岸和港灣。如此，基隆和台北便為恐怖所籠罩。國民黨軍隊一登上岸，便開始向基隆市街流竄，射擊或刺殺市民，強暴婦女，搶劫民家和店鋪。有許多台灣人被捉到，活活塞進帆布袋，堆積在糖廠倉庫前，然後一個個扔進港口海中。其他有些人乾脆只被綁起來或鏈鎖起來，從碼頭被推下海。
到了夜晚，國民黨部隊已抵達台北，開始向全島展開。同時，另一支軍隊也從海上開到高雄。與彭孟緝的軍隊會合後，重演與基隆和台北同樣的野蠻屠殺暴行。陳儀已下決心要恐嚇所有台灣人，並徹底消滅所有曾膽敢批評他的台灣人。完全支持陳儀的政策。
他說，「暴動」的領袖，是「共產黨徒」和「被日人奴化的台灣人」。
他說大陸人曾「辛苦奮鬥五十年，以求光復台灣」，因此台灣人欠中國人很大的債。我仍然未發覺，此時對我們自由和權利的威脅，更甚於日本人統治時期。
這時我寫了幾封信給父親，對於發生於台北的恐怖事件，表達了憤怒那時我不知道父親的信件受著檢查。直到有一天，高雄警察局長偷偷地警告父親，通知我不要再寫那種信。就這樣我的名字也列入黑名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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